中國傳統歷史對於股民的『集體潛意識』的影響

『中國傳統歷史』對於股民的『集體潛意識』的影響

我在進入股市很多年以後，逐漸感覺我的研究往二個方向去發展，第一個是技術，這方面就要藉助進步的思想了，於是後來我才慢慢由接觸西洋哲學史，一點一滴的去發現這些股市技術背後的深刻思想。另一方面，我感覺到操盤的時候，自己的心魔很重，很多壞習慣怎麼改也改不掉，於是我開始懷疑這些壞習慣，不但是根深蒂固，而且是與生俱來的，在摸索了許多年之後，我突然覺醒自己身上很多因循苟且的思想，是來自於我們民族歷史的遺傳。這個發現雖然令人難過，但是在我日後的學習思考中，我發現了更多的新資料，於是就從難過變成了感嘆，更從感嘆到憤怒；到了去年（二零一四年）這種憤怒才冷卻下來，轉化成為平靜的去面對真相，進而思考如何去改善現況。

　　西方的文明源自於希臘，我們看過蘇格拉底之前那些哲學家之後，就可以發現，其實他們是過度的早熟，其實中國文化也是過度的早熟，而且要比希臘要熟得更厲害。但是中國這種過度的早熟，不知怎麼一回事，很多珍貴的文件都失傳了，但是這些珍貴文件，所遺留下來的幻想與神話，卻在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口耳相傳之中保存下來了。例如說黃帝，傳說他成了神仙，從某個角度來講，我們相信修行神仙之術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顛峰，但是當時全套密笈是怎樣呢？現在只有斷簡殘編留傳下來，缺乏考據了。

　　東西方兩個同時到達巔峰的文化，我覺得單就學術『成果』而論，東方的早期成熟文化不但是技高一籌，恐怕還是高好幾籌，但是因為大部份都失傳了，所以我們也高興不起來。今天有許多人認為中華文化很偉大，以炎黃子孫為傲，多多少少是有點生活在神話與傳說中，雖然我們曉得那些傳說是真的，但是黃帝怎麼個偉大法，許多具體的歷史資料卻失傳了。

　　但是在西方，希臘的早期文化雖然已經算是一種很聰明的文化，也具有某種成熟性，但是它的最大成就並不是知識本身，而是『學習知識的方法』，換言之，就是所謂的思辯式的學習思考。這方面在中國是欠缺的（在印度有）。中國人敘述知識有一個致命傷，這個致命傷已經連續三千多年了，到現在還陰魂不散，那就是中國的思想著作偏重於『告訴你怎麼做』，以及『我們知道的知識就是長這個樣子』，至於求取這些知識的細節，以及『為什麼長的這副模樣？』，中國的古書很少交待清楚；乃至於『如果不這樣做又會變的怎樣？』的逆向思考更是付諸闕如，於是兩、三千年來養成中國知識份子被動接收知識的保守心理，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國民性依然如此。

　　在股市中，我在研究自己思想的缺點的時候，發現我的材料不夠用，首先我在印度佛學中沉浸了一陣子，學會了一些印度佛教的思考方式，然後再用這些思想工具去檢查中國歷史，結果得到很豐富的收穫；我之前講過：人類的思想與個性絕對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經年月累，一代又一代的累積起來。在回顧歷史的同時，如果我們對那個國家的文化精髓不了解，那麼我們就會被它的缺點給牽著鼻子走，到最後變成怨天尤人的偏激異議份子。所幸我在後來的檢視中國歷史之前，我已經學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中華文化了（西洋哲學是我後來才學的），我對於中國文化的精髓推崇倍至！但對於中國歷史現實真相，也同樣的感到非常的抱歉。因為中國的歷史總是在掩蓋真相，其目的是在實行愚民政策。很不幸的，這個愚民政策不論是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或是台灣（我們不要講新加坡好了）愚民政策都是很成功的──兩千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就是愚民政策。

　　西方跟東方既然都是早熟的文化，那麼我是怎麼看待這兩支不同的歷史呢？大致上而言，西方的歷史文明是在『摸索』，而中國的歷史發展卻是在『防止人民的力量成長』。這兩千多年來，西方歷史大體上走進化的路線，而中國歷史大致上是走退化的路線。

　　西方文明值得我們欽佩的一點是：它在發展的過程中，每一次的墮落，到最後都轉為回升的動力，於是乎它就變成了一種長期上漲的多頭波段；相反的，中國歷史在每一次的墮落中，往往出現破底的現象，所以就長期而言，它是一個下跌的空頭波。所以，西方文明每次下跌之後的上漲大部份都是回升；而中國歷史大部份的下跌之後的上漲，都只是反彈而已，頂多再撐個兩百八十幾年，就要面臨一次更悲慘的無情大殺戮，然後黎民百姓死傷枕藉、哀鴻遍野，甚至以人吃人的超級大悲劇做收尾。──這種對兩大文明的極端看法，最近二十年來幾乎沒有出現在學術文獻上（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崛起），但是在實際的作為上，不論是中國大陸、台灣甚至是新加坡，目前走的都是西方文明的步驟。換言之：在台灣的我們，無論是食衣住行，受到西方的影響總是遠遠多於東方。──但在思想上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我在這篇文章當中，主要是大概講一下中國的缺點，讓我們同學在學習股市的時候，能夠快速的知道：我們的思想黑暗面是怎麼來的，而且有多麼根深蒂固。這樣的坦然面對歷史，我覺得是有益於我們的心理建設的，相反的，諱疾忌醫、避而不談、視若無睹、掩耳不聽、裝聾做啞、麻痺無感，這種鴕鳥心態不但造成我們思想疾病的無可救藥，更直接或間接的造成我們在股市的壞習慣改不了，然後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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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信史是從商朝開始，孔子說夏商周三代是他仰慕的對象，其原因是在『禮』。但是講老實話，夏商周三代具體的禮儀規範，畢竟是一種形式而已，孔子認為在行禮的時候，最重要的還是內心的誠意，於是儒家學說就從此處起步，用『仁』來發揚道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孔子之後出現了很多優秀的思想家，我們把它叫做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儒家之外，還有道家、墨家、陰陽家，這些文化資產雖然燦爛豐富，但最後的下場都不太好。其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秦始皇把他們的書都燒了，而且禁止天下傳授私學，箝制國民思想發展，這是中華文化第一次的大崩壞。也是最致命的一次崩壞，至此以下兩千年，百家思想在戰爭飢饉的泥濘中試圖努力生存下來……有的有發展，有的弄擰了，有的失敗了、消失了──這段艱苦奮鬥期的最激烈的掙扎，主要是在漢代。

漢朝的悲劇是，開國的君主劉邦本身是識字不多的流氓，沒有文化水準，但是他還算聰明，懂得利用一些有才能的人幫他辦事，但是大體上的政治格局，卻毫無創意，並且直接繼承了秦始皇的君主專制，皇帝的封號沒有廢，被保留下來了，從此中國的政治發展，就只有皇帝，沒有百姓了。

先說儒家的發展，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除了傷害多元學術文化之外，也把儒學變成了政治的工具，再加上中國思想史特有的一種『神秘』（此神秘來自於我剛才講過的中國的文字著作都是告訴你事情就是這樣，而不是叫你懷疑事情為什麼會這樣，這就增添了許多神秘色彩）。在漢武帝之後，儒學變本加厲的墮落，變成了讖諱之學，轉為迷信之流。

至於道教在漢代的發展，非常蓬勃，但可惜受制於專制政權體制的影響，以及讀書人本身的偏執，於是道教也逐漸從『道』變成『術』了。道教的發展跟陰陽家結合，在醫學方面的成就最大。但是另外一派的道家跟蹤橫家、兵法家合流，發展成權謀之術，這是一個非常槽糕的學術方向！從戰國時代蘇秦、張儀鼓其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六國以來，一直到今天中華民國的商場上，權謀之術都是精英份子最愛的前三名。甚至還有個年輕的Ｔ大教授，把中國歷史上的權謀之術看成高尚的中華文化，用以混淆正統的儒學，真是讓人看了噁心痛心然後傷心。

大體上而言，漢代繼承了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精神，對於許多學術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在很多地方，也盛極而衰，跟隨世俗的潮流走向，而步入了末流。漢代有一點像是中時紀黑暗時期修道院裡面的僧侶，保存著大量周朝的經典古籍，也偽造了大量的古書，而這些古書總體而言，發揮前人的思想居多，扭曲前人思想的成份較少。我們與其責怪中國的知識份子，到不如責備中國的專制政體有意地去誤導學術方向的發展。

到了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政治完蛋了，百姓也死了一大堆，自從曾操殺了華佗之後，更是宣告中華文化第二次的重大危機。三國時代的人才輩出，是直接承襲了漢朝的多元思想發展，但此時（三國）知識份子所重視的，已經是政治權謀了，而逐漸偏離了純思術的專注。

到了魏晉南北朝，一片頹糜之風襲捲了全中國，西晉的政權是中國歷史中最無能的政權之一，大家失望之餘，才產生了像竹林七賢那樣的頹廢的知識份子。從此之後，中國人把頹廢當成是一種性情高尚的表現，就是因為政治的腐敗令大家心灰意冷；而這種墮落的、反智的、自命清高的，鬆散的、缺乏積極生命力的學術風氣，就從西晉一路延襲到了晚清，再由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

嚴格講起來，中華文化在晉朝就喪失了原創力，所幸這個時候，佛教從西域傳來，豐富了中華文化的表面，但是說實在的，不論是大乘佛教或者是小乘佛教，真的有像是基督教那樣深入中國一般老百姓的內心深處嗎？我認為是沒有的。在政治方面，宗教對於專制政權的影響也不大，中國還是照著法家的那一套繼續搞下去。

談到法家，簡單講起來，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競爭的結果，到最後是法家勝出，韓非子成了中國歷代幕後的實質學術領袖，而孔子只是個用來欺騙老實讀書人的泥塑偶像而已，真正的仁政根本就沒有在古代中國實際實行過一天。所謂『外儒內法』，就是這種偽善政治的真面目，其目的是為了箝制讀書人的思想，以便操控百姓。

法家的這個法並不是保障人民的法律，而是保障專制君權的法律。所以中國沒有『國家為人民所共有』的思想。也就是說中國五千年以來並沒有『民有』（of the people）的思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種思想的最佳寫照。一直到今天，中國跟台灣很多的大官以及大老闆都還是這種思想，把國家跟公司都當成是私器，而不認為他是在服務人民。各位讀者，您告訴我，有那位大老闆認為自己是在服務員工的？……又有哪個員工是認為老闆努力工作是在幫我們這些小職員賣命的……可見中國思想的餘毒真是可怕啊。

南北朝的大亂後來被隋文帝楊堅給結束掉了。經過幾百年的紛紛亂亂，中國的知識份子有沒有發現黎明百姓受苦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腐敗的皇帝專制政體呢？答案是沒有。隋朝本來是一個可以大有為的時代，但是隋文帝發明了一個偉大的制度，叫做科舉，就是把學術的研究全部導向了考試，鼓勵知識份子做官，而不是鼓勵他們去研究學問，從此西方文明跟中國文明產生了重大的差異。現在我們講到西方哲學，我們了解那是一種愛好智慧的學問，但是中國的學術發展，卻慢慢演變為填鴨式教育，只重視死背的知識，人生觀也調整成做大官、賺大錢、光耀門楣，而缺乏對生命更深一層的深刻思考。真正的儒家教誨只實行於中下層階級，上層的統治集團很難見到真正的仁義道德，而只忙著惺惺作態、偽裝成聖人。

最明顯的直接危機發生在唐朝，整個唐朝兩百八十九年，沒有產生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在佛教方面雖然人才輩出（最有名的就是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但是那是佛教，是外來的宗教，而不是土生土長的中華文化。這兩件事必須一碼歸一碼，分開來討論，不要把張三賺的薪水也算在李四的頭上，即使張三跟李四是好朋友一家親，我們在分析的時候也應該客觀的分開來思考。

到了宋朝，號稱是中國的文興復興運動，儒學開始重新茁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儒學復興呢？其實就是宋朝的儒生把傳統的儒學跟後來傳到中國的佛教，以及道教，再加上陰陽五行所綜合融會出來的一套新的學問系統。說穿了，這種新儒學的骨子裡，佛教的思想非常重，尤其是禪宗思想，更是佔了決定性的地位。但是宋儒不承認，反而倒過來攻擊佛教，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學術剽竊事件！由此可知，中國思想發展到了這裡，知識份子本身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傲慢，做學問流於門戶之見，山頭之爭；為什麼會有這樣不好的現象呢？那是因為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態，就跟我們中國的領土彊域一樣，東有大海，南有瘴癘，西有高山，北有荒漠，交流不便，於是乎就造成知識份子的封閉心態，只想鞏固自己的地盤，關門稱王，然後沒事找事，做些意氣之爭以自娛。

到了南宋，朱熹老夫子出來集儒家之大成，號稱一代宗師，但是對於皇帝專制政權的改善是否有具體措施呢？答案是沒有。換言之，中國的政治自秦始皇以來，到了宋朝一千多年之間，毫無改善，知識份子考試作官，如在夢中；吟詩賞月，如在霧中；思考寫作，如在自家，孤芳自賞而已，對於政治大格局的僵化竟無一人有突破牢籠的創見。

以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當中就會談到，中華文化在北宋是第二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戰國跟漢朝），到了南宋末年，蒙古人打過來，中國就亡國了。元朝九十幾年，對中華文化的殺傷力很大。如果沒有蒙古人的入侵，南宋之後會不會興起再一次的文藝復興呢？我認為會。但是老天爺沒有讓蒙古人失敗，自有它的道理，因緣果報，恐怕是我們自己種的冤孽太深了。

接下來登場的，是一個非常壞的朝代，由一個很糟糕但是精力旺盛自以為是的老粗皇帝所創辦，他叫做朱元璋。他雖然趕走了蒙古人，開創了本土政權的新朝代：明朝，但是他卻把這本土政權搞得更殘暴、更專制，更黑暗。他不但殘忍好殺，而且更進一步的對中國專制政體做了一次大加強，把這種皇帝制度搞得更難以憾動！然後他成立了大家現在耳熟能詳的錦衣衛，接下來的東廠、內廠、西廠，不仁不義的黑暗故事，大家可以去看電影，不需要我在這裡多說了。

從漢朝到明朝，中國歷代中國政權的建立，都是換湯不換藥。皇帝寶座換人做，換了屁股不換腦袋；制度沒有改變，思想沒有變。換句話說，該改善的地方都沒有改，該廢除的缺點沒有廢，新的壞制度卻成立了一大堆，於是愈搞愈專制，愈搞愈黑暗，完全是在走倒退路。以後我就會講到，中國的一些偉大的發明以及科技成就，乃至中國全體人民共同的努力，都因為中國本身的政治制度不良，以及統治者殘暴的人性，在加上外來侵略者的荼毒以及地理環境水土保持不良所造成的災荒，這些成就幾乎都發生在宋朝之前，明朝之後就無以為繼了。更何況中國文化本身就缺乏思辯，在傳統的典籍失傳之後，新的知識份子缺乏一種精神上的引導，也就是不知道該怎樣去建立新的學問（建立新的學術需要想像力與原創力，而這些學術力量都仰賴哲學的抽象思考以及語言上的深刻分析，而這些都在隋朝以後的科舉考試慢慢被埋葬掉了）。

明朝末年，民間手工業商業興起，但是仍然不敵政治腐敗與天然災害的蹂躪，於是流民大起，動搖國本，中華文化再一次的受重大危機。我們常說明代晚期江南的商業發展有可能是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好機會，但是這個好機會再一次被北方的蠻族所摧毀。我們很難想像只有十四萬的八旗軍能夠征服全中國，其實原因就是明政府的腐敗，這個腐敗跟中國政治上的精英份子僵化有莫大的關係，因為明朝的科舉弊病愈演愈烈，讀書人的思想格局就被消磨到小巷子裡去了。

清兵入關之後，大量屠殺中國人民，尤其是有點氣節的知識份子，通通殺，剩下來不肯投降的，也就噤若寒蟬，心灰意冷，不敢再多說什麼話了。這種灰暗的氣氛一直到乾隆皇帝大興文字獄的時候達到巔峰；至此，中國知識份子的士氣已經降落到冰點，實在難以恢復，更不用說開創新局了。一直到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中國終於才有了一次比較像樣的復興運動。但隨即又遇到了八年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於是這一股具有空前反省力量的五四精神，就被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派學者們，在1949年的時候帶到台灣來，保存了一點點的香火，然後再與過去五十年一直想要引進的西方民主互相結合，於是乎在台灣開創了一個小確幸的時代。在這六十年期間（1949~2000）台灣有所謂的新儒學發展，道教跟佛教也很蓬勃，出了一些人物，可以說是傳統中華文化一個大好的東山再起的機會！──可惜它受制於傳統填鴨升官發財教育與升學主義的全力反撲，再加上西方物質主義的侵襲，在台灣的這個小確幸，現在也變的搖搖晃晃的。

至於在中國大陸那一方面，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接下來是一連串醜惡的黑暗的負面人性的全面大爆發。從三反五反、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天安門屠殺，這都象徵著中國政權換湯不換藥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多少，依舊是獨裁專政。

　

專制的政體並不是完全不好，如果碰到英明的領導人，或者是國內山頭勢立林立，需要中央集權的時候，英明的專制君主確實可以帶給國家人民很多的好處。中華人民共合國的崛起，它的力量是來自多方面的，有對傳統的反思，也有西方科技文明的助力。但是在中國重新崛起的今天，我們可以輕易觀察到，基本上中華人民共合國還是朝向霸權走去，換言之，他是戰國法家的現代更新版，是『術』的抬頭，而不是『道』的復興。全國上下，包括知識份子都注意『術』，而忽略心性之學。這個偏執的思想危機以後會逐漸慢慢顯露出來，但是在現在尚無大礙。因為目前全球還是講究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時代，不是比誰的拳頭大，就是比誰的錢多。因此中國人民共和國那一套霸王之術，還是可以洋洋得意威風個幾十年沒問題──這是我的個人看法。

但是我上面講的那些黑暗面以及危機，不論是在台灣身上或者是在中國大陸上面，都不如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那麼嚴重。換言之，中國兩千多年的黑暗政治，以及一路走過來愈來愈頹靡不振的學術風氣，造成了我們今天廣大投資人的『無智而後反智』的心理。我寫這篇文章就是要跟大家說明這件事情。

至於對於這個反智的一些細節感想，以後有機會再講。

～陳志清整理，王力群口述，2015.09.24於台灣新竹